邓演达另组新党

女问：你们在上海酝酿另组新党，那是什么时候了？

父答：是27年，广州暴动是27年12月，广州暴动失败，再回到上海嚜，那就什么希望也……当时候嚜，说“护党救国”啦什么，还想第四军在广州站住了脚，还想有个基础啊，连第四军也站不住了，那么，大家觉得，只有重新组织一个新党。到了28年，还没有正式的组织。大家都感到国民党这个名义臭了，必须要用新党的名称，而思想上还是要打孙中山的旗帜，叫“中华革命党”，大家有这个意见，这个愿望。

那时邓演达已经到德国去了。他离开武汉后，原是徒步沿平汉路到西北，同俄国顾问铁罗尼会合后，一起到了莫斯科。在莫斯科，他同宋庆龄、陈友仁，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，发表了一个宣言——《告世界民众书》。宋庆龄也到了莫斯科啊，他们好像同斯大林谈了，合不拢来，就都离开了莫斯科，到德国去了。他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并实际考察，经常给我来信，要我负责国内的通信联系。

叫“中华革命党”，只有邓演达说，这个名称将来可以用，现阶段还不能用。国民党是经过了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孙中山亲自改组的；我们少数人随便改变这个名称，大部分革命的青年、革命的党员还不理解的。同时，组织新党，一部分人是国民党的左翼，因不满意于蒋汪集团的反动而徘徊歧路；而共产党的右翼，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于当时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而脱党，但又不甘寂寞。一时流亡于十里洋场的两派，就不约而同地汇合起来，都有组织新党的要求。外界一般称其为“第三党”。但两派的基本观点又不能一致。所以大家都希望邓演达早点回来。

我担负的是与邓演达通讯联络的责任。邓演达思想上认为，我们对革命的理论研究还不够，还要很好地研究讨论。他自己觉得也还需要多学习。他每到一个地方考察，都把详细的情况写出来，讨论的问题都是他考察所得到的问题。后来我辑录他的信——《邓演达的生活》，都是根据他的信的内容写的，比如他到北极圈游历，到土耳其，在各地看到的情况……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把经过写给我。但国内的人，总还希望他早一点回来。我内心同情邓演达的思想，不必急于回来，但还是把他们的信转去了。邓演达觉得国内要求很迫切，认为也是革命的需要，所以1930年5月他还是回来了。

回来以后，他还是要继承孙中山的历史任务，白天写文章，晚上活动——看朋友，访问，进行联络。他写的文章大家看了一目了然，没有意见。也没有组织什么学习了，讨论了。他写得很快，他的字不容易辨认，手民（排字工人）得让看惯他字的人先抄出来再排。邓演达下笔万言立就，他一个人写几个人抄都来不及！白天里我也有些活动不能常在一起，晚上有时候陪了他出去，他自己说，他是过的“耗子的生活”。

问：刚回来你好像给他租了一个房子单独住的，是吗？还是你同他住在一起做掩护的？

答：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，但是没有事情我不到他房间里去的。开头他单独租一幢房子，我同邱岳华（萼华）掩护。单独住房租很贵，后来他住在一个姓顾的朋友家里，叫什么“新村”，黄琪翔也住在这个“村”里头，邓演达住在黄琪翔隔壁顾家的楼上。这样开支就省了。姓顾的朋友是银行职员，不是第三党的人，同邓演达是私人关系，一般人不晓得的，只有我有什么事情到他那里去一下子。我住在爱摩尼耶路。

这个时间很短。我们也麻木，警惕性不高，一方面认为租界上好像还是有点保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