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庐山回到上海，我们一些原来总政治部的同志，像章伯钧、杨树松、侯连瀛……既跟不上共产党走，又不愿跟蒋介石走，就很狼狈了。这时张发奎、黄琪翔的第四军已经开回了广州，和汪精卫联手，树起了“护党救国”的旗号，11月把桂系李济深的势力撵走了，打算以广东为根据地“有所作为”，打电报到上海，希望我们一些旧属去助助声势。明知“护党救国”的把戏是假的，但也没有别的出路啊，总不能坐以待毙呀，那我就先到广州去看一看吧。

想不到我头一晚到香港，第二天在报上就看到了教导团在广州暴动（12月11日）的消息，真使我喜出望外——这比张、黄以汪精卫为首的什么“护党救国”总要革命多了，乃即刻赶去广州。

本以为这次“暴动”总是有把握的，哪知一登岸就看到反动派的军队已把革命群众杀得尸横遍市，作为起义骨干的教导团已无从寻觅，惟第四军军部犹“屹然未动”。于是硬着头皮去找黄琪翔，见面之后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一次遭到两面夹攻：共产党起义，也不信任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好象我们也是被攻击的对象，军部总算还稳住了；右派的部队，如李福麟（第五军）们还怪我们带来了‘祸种’——‘教导团是你们带回广州来的！’四军在广州也站不住了，即将向东江方面撤退。”询以我弟季刚、季直的消息，他说：“不知道，一点没有联系。”

    原先我在陆军小学时，南京水师招考，三弟季刚（强成）曾去投考，未取，到南通进了师范；我们原想把二弟季元（德成）留在家里，但他自己也离开家门，在海门上师范——是一种讲习所，时间很短，出来就教书了。师范都不需缴学费的。后来我们有点办法了，小弟季直（毅成）就上了海门中学。北伐军打到武汉，刚、直两弟都到武汉来找我，当时我去南昌了，邓演达把季刚分配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做总务工作，小弟季直考进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。东征时都在教导团，刚弟是团里军需，直弟是学员。我上庐山后，他们仍随团一起南下，参加了广州起义。

我怎么能死心？乃托一位姓顾的朋友（当地人）设法打听，并向收尸单位、红十字会、普善堂等查询，都无结果。岂“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”所能言？我是牵肠挂肚离广州，无可奈何回香港！幸而刚弟已“漏网”到香港，在旅馆中遇见了，不晓得他是怎样才逃出来的；但直弟终究下落不明。据三弟讲，好像小弟有病在住院。但医院里也找不到，也不晓得他下落。也有人说，仿佛在街上看到他受了伤……那个辰光广州的反动派，看到外江（外省）人都是要杀害的啊！……直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！……他海门中学的很多同学，后来为他开追悼会。我的最年幼的弟弟毅成，当时还不到二十岁，在广州起义中作了纯洁的牺牲！